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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俭建:论中国佛教文化功能塑造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化建构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作者:姚俭建(上海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法学博士) 日期:2015.10.28

摘要: 佛教文化功能的塑造是中国佛教及其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其中,佛教信仰的社会化建构是塑造佛教文化功能的关键环节。在群体层面,中国佛教信仰的社会化建构体现着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构成为部分民众最为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在个体层面,它主要体现在认同、内化、外化等三个环节。

关键词: 佛教信仰 社会化建构 文化功能

在当代中国,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变迁,宗教及其文化的中国化正成为一个时代性的命题。与此相适应,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宗教文化也面临着功能塑造和信仰的社会化建构的问题。佛教文化功能的塑造是中国佛教及其文化适应时代发展的基本路径选择。其中,佛教信仰的社会化建构是关键环节。这不仅涉及到佛教团体中僧众队伍和广大信教群众,也关系到佛教及其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生存、发展和功能的发挥。

一、佛教文化功能塑造的前提与契机

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佛教以其独特的出世精神和入世情怀,与促进世界文化发展和关注人类命运的时代精神之间呈现较强的相关度。这是佛教文化功能塑造并融入世界文化的前提和契机。

探索、研究和解释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是人类文化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作为宗教文化的一种样式,佛教与其他宗教一起,承担着前科学的解释功能这一特殊的历史性任务。从解释功能上分析,佛教作为一种信仰与思想,表现为人们对宇宙人生的一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无神的、理性的、宽容的、批判的现代精神。这种精神无疑是未来佛教文化功能塑造的理性基础。历史地看,佛教的创立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是围绕着人类生、老、病、死问题不断展开和完善的,关注人生如何转染成净、转凡成圣,如何让充满困惑、迷茫、低俗的生活现状转变为清醒、智慧、高尚的生命境界,这就是通常说的成就佛果。佛教虽也关注着“死亡哲学”,也赋予了神秘色彩,但其施设“轮回”的理论目的,还是借以宗教的特性来成就其人生伦理,强调现实人生伦理道德的因果律。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的精神实质还是“人生佛教”。其整体信仰体系是建立在人生价值取向之上的。

在规范功能上,佛教及其文化更是一种道德实践的方式,对社会深层文化的构筑和完美人格塑造方面同样起着独特的作用。宗教道德有不同的道德层次,分别是信德层次、主德层次、具体道德规范层次。[1]在信德层次,佛教强调以现实人生为基点,以人的清净心为基础,通过大乘菩萨道的修持,达到完善人格进而建立人间净土;在主德层次,佛教以丛林制度为载体,并以寺庙、法师、信众三位一体。虽然其历经现代佛教改革,佛教的制度形态已多少呈现为教团佛教,但佛教信徒大多注重个人精神的修为、心性觉悟境界的个体呈现,而不以世俗社会生活的组织和制约作为特点,从而构成了天国净土与心灵净化的不二法门。即心即佛,出世入世而更加注重世间的觉悟,可见佛教价值理性并不完全在于形式理性的依赖。佛教中的“寺庙”,指的就是这种以寺院、丛林制度为核心,对于信徒、信仰模式的组织规划形式,而不是寺庙本身的建筑格式等等。在具体道德层次,佛教中积极健佛教伦理、道德在长期渗透,潜移默化中已成为佛教徒、信众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并成为世俗伦理、道德的重要来源之一。佛教中积极健康的思想内涵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境界,也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和睦相处。

在丰富生活习俗功能方面,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通过祈祷,禁忌和节庆等形式,转化到信徒、信众乃至一般民众的婚生、丧葬、服饰、饮食和娱乐等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佛教习俗文化。以吃素食为例,已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饮食习惯,苏东坡所撰有的《菜羹赋》更是把吃素食与安贫乐道、好仁不杀及向大自然回归联系起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总之,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在经历了初传、冲突、吸收、适应、融汇等漫长的文化整合后,已深深地融入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并与儒、道思想一起,成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佛教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且为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以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予人们新的启发。佛教与传统文化互为补充,逐渐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佛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加深,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同时也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由此,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互为补充,相互促进,成了人们日常文化不可缺的部分。

二、佛教信仰的特色与结构

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信仰结构,都是由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素共同组成的有机信仰体系。内在的因素是信仰的观念、思想、感情、体验,是精神内核、活动基础、理想追求;外在的因素是信仰行为、活动、组织、制度,是表现形式、具体方法、外在条件。这些因素互相作用,而形成自己特有的信仰结构,表现出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而其中的信仰主体是信徒,或者说,信仰结构中最为关键的、最为活跃的因素是人,人的素质最终决定着信仰的价值和品位。一如佛教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西美尔认为:“宗教存在于社会关系形式之中,有了宗教,这些社会关系形式便从其经验内容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独立,并拥有了自己的实质。”[2]佛教及其文化具有特殊的生存环境、活动空间、表现方式、价值追求,其信仰结构中各种因素有着不同于其它信仰群体的特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佛教曾经是古印度文化的代表。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与世俗文化以及其他宗教文化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渗透,形成纷繁复杂的关系。赵朴初先生在《佛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指出,“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一方面是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一方面是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

中国佛教信仰与所处的中国文化场域有着紧密关系。它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构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赵朴初先生曾从“五方五佛”、“四大菩萨”的格局来演绎中国佛教信仰体系。